自由贸易区我们都知道，但是“自由贸易港”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在对外开放格局中，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虽然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仅是一字之差，但二者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

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区相比，可能拥有更大的自主改革权，能够给完善城市、地区功能、经济发展带来促进作用。作为资源配置的高地和平台，自由贸易港将在原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地区功能定位、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为其他地区的开放起到示范作用。“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自由贸易港，绝非简单的从‘区’向‘港’的文字转换，而是表明了一种开放理念上的与时俱进。”

国际上的自由贸易港普遍设立在一国或者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等自由进出，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是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排名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第一、第二位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均实施自由港政策，而且都在亚太区域，这些自由贸易港，能够吸引大量集装箱前去中转，奠定其世界集装箱中心枢纽的地位。

目前为止，对自由贸易港的设立虽然还在筹备过程之中，多个先前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城市都有设立自由贸易港的想法，虽目的略有不同但总体上用商务部相关人士的说法就是，对标更高的标准，推动更全面、更深入的开放新格局。

中国企业目前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仍处于中低端。通过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将推动我国自身的制度创新，这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实现价值链位置的突破与上移，显著加快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脚步，进而获得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增量。

这与上海关于自由贸易港的相关目标基本接近。在上海自贸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案里，就明确提出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贸易监管制度，根据国家授权实行集约管理体制，探索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金融、外汇、投资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就上海自由贸易港规划及建设的若干重点问题，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发展研究院、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教授这样回答：

❶上海自由贸易港的主体功能定位是什么？

赵晓雷：自由贸易港的核心功能应该是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提高国际贸易中心的能级。与这一核心功能相联系，在全球高端要素跨境流动便捷、自由、规范的条件下，培育发展国际航运、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产业的全球化功能和业态，提升集聚配置全球高端要素的能力和国际价值链地位，发展出参与引领全球经贸合作竞争新优势。

❷为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上海自由贸易港将有哪些主要改革措施？

赵晓雷：要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主要的改革措施是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这是自由贸易港制度设计的核心环节。

❸所谓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更高标准”具体包含哪几方面？

赵晓雷：所谓“更高标准”，是指高于自贸试验区的口岸监管标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基本要素是：第一，货物、物品进出“一线”免于惯常海关监管，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最大程度简化甚至免于货物进出“一线”的申报，进入自由贸易港的货物不缴纳关税和其他进出口税；第二，在自由贸易港区内，企业可以自由开展仓储、物流、销售、展览、维修、组装、加工、制造、包装等生产经营活动，区内的业务准入方面无需经过审核批准；第三，货物、物品进出“二线”实行进出口申报管理，依靠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安全高效管住。

❹“区内自由”这一特征对上海自由贸易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赵晓雷：上海自由贸易港的制度设计亮点除了更高水平的“一线放开”，还有更高水平的“区内自由”。上海自由贸易港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先行试验平台，在主体功能基础上需要培育发展多维度的功能和产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特点及国际自贸区发展新趋势，上海自由贸易港要从贸易为主向贸易和投资并重发展，从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发展，从在岸业务为主向在岸、离岸业务并重发展，从单一产业发展向全球供应链枢纽发展。这些功能集合发展不仅要求“一线”更加自由便捷，还要求“区内”的经济、生产活动更便利，成本更低。

❺在金融监管创新方面，上海自由贸易港将会有哪些突破？又存在哪些局限？

赵晓雷：在自由贸易港空间范围内，金融监管创新大体还是在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业务的资金跨境结算和收付领域，在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分账核算体系框架内对区内与境外的资金流动和货币兑换放宽监管，提高自由便利程度。资本项目可兑换不太可能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突破。具有挑战性的监管创新是对一些货物流、资金流、订单流分离的离岸业务（离岸贸易、离岸金融）如何实施真实性审查，既履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又为真实的离岸业务提供高效便利的国际金融监管服务。另外，在国际投资领域，金融监管也要适应诸如协议控制（VIE）结构类投资、离岸股权投资等一些新的投资形态，既有效防控风险，又支持新的国际投资形态发展。

❻如何理解关于自由贸易港是“境内关外”的提法？

赵晓雷：将自由贸易港笼统地称为“境内关外”并不准确。因为“境内关外”有两层意思，应加以区分地使用。第一是指关税和进出口税层面，即进出自由贸易港“一线”的货物，关税和进出口环节税豁免；第二是指海关和口岸监管层面，即在海关和口岸监管法定权限之外。如果是第一层理解是可以的，但第二层理解就是不准确的。

❼为什么将自由贸易港理解为海关和口岸监管法定权限之外是不准确的？

赵晓雷：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或经济体所设置的自由贸易港（区）都不会完全取消贸易管制，对于法律禁止进出口的商品、货物、技术等都要实施监管。美国的对外贸易区在监管方面是最宽松的，但海关关长可以指派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人员去监督对外贸易区内的任何交易或流程，运营商必须允许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人员进入对外贸易区，并提供用于合规审查或审计的特殊设备。即使是经贸自由度很高的香港，货物进出也并非完全没有监管。

❽上海自由贸易港的税收政策

赵晓雷：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上海自由贸易港将在企业所得税上有所减免，我认为这是过度想象了。其实，自由贸易港需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除了“一线”环节，“区内”可能会在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方面设计减免政策。至于企业所得税，我的分析是对经营离岸业务的企业应该有所得税优惠，但经营一般业务的区内企业应该不具有所得税优惠政策空间。

⑨哪些企业将受惠于上海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呢？

赵晓雷：根据自由贸易港的功能定位，贸易类企业特别是经营国际中转贸易的企业会获得较大的发展机会。大力发展国际中转贸易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自由贸易港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将大幅度节约两头在外业务的时间成本和税收成本，促进国际中转及离岸贸易的发展。“一线”监管的放松也可以促进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类服务贸易的发展。自由贸易港的区港一体化监管也有利于国际航运企业的发展。自由贸易港“区内自由”的制度红利更是有利于“原进原出”的全球维修、加工制造、仓储物流、跨境电商等类企业的发展。与自由贸易港区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比，经营国际业务的企业不仅可以享受保税政策，也可以享受区内流转税优惠政策以及更宽松便捷的监管服务。另外，自由贸易港在外汇管理及跨境结算支付方面的便利性改革可以催生第三方金融服务及投资服务新业务的发展。总之，自由贸易港对标国际最高水平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创新，将为经营国际业务的各类企业带来更大的制度红利。

汪洋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文章中对其做了个定性，“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就是现有基础上三方面对标国际最高监管标准“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这是自由贸易港制度设计的核心环节。基于此，自贸港也常被视为自贸试验区的“2.0升级版”。

对标

2.0版本怎么升？香港、新加坡这些我们熟知的自由贸易港，都要成为学习、竞争甚至超越的对象。

其实，不只是香港和新加坡，包括中东的迪拜、德国的汉堡、荷兰的鹿特丹等，都发展出了符合本地特色的自贸港。

比如，鹿特丹港最大的优势就是超强的服务能力。随着欧盟一体化加速，关税减免这些优势在欧盟内部已经弱化。但鹿特丹港超强的港口服务能力，却为它带来了海量的贸易。其突出优势在于建立了一个公共信息平台，实现了EDI（电子数据交换）标准化等。除此之外，在硬件上鹿特丹港建立了立体交通运输的网络化，促成了储、运、销一体化运营。

同处亚洲，作为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排名前列的新加坡和香港，对我国自贸港的建设，或许更具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以自贸港立国的国家，新加坡的优势主要在技术创新。比如早在1989年，它就推出了全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贸易网。这个网络有多厉害呢？囊括了海关、税务、安全等逾35个相关部门，这样一来，原来需要向多个部门分别提交的文件，就只需要提交一次就够了；原本需2至7天的通关时间，理论上可以缩短至1分钟。

香港的经验，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自由。首先，整个香港行政区，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除了四个税号（酒类、烟草与香烟、碳氢油类、甲醇）以外的所有货物的进出都可以享受零关税。其次，在香港设立任何形式的公司所需要的注册成本很低，外商投资者可以持股100%，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资金都可以进出。

事实上，香港已经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对我国建设自贸港的参考价值非常高。

我国已经提交自贸港建设相关方案的，是上海和宁波，但在投资、建设环境上，都与香港、新加坡等有一定差距。上海要在“一带一路”上走的更稳，要期待自贸港健康的成长。

机遇

那么，在此基础上，中国的自贸港建设要走出一条怎样的路？

上海有关领导的说法是，自贸港的建设，目标不止于贸易自身，其初步设想是以贸易带动产业，“要把巨大贸易量带来的巨大附加值留下”，小编认为这句很重要。

巨大贸易量怎么来？巨大附加值又指什么？

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崔凡认为，其核心在于——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在目前阶段，国内建设自由贸易港首先应该大力吸引转口贸易，更多地集聚商品物流以及供应链企业；“但发展本地贸易、转口贸易并不是终点——离岸贸易、离岸金融或将是自由贸易港政策最终大发展方向。”

何为离岸贸易？一般来说，它分为两个部分：“转手商贸活动”和“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举例说明：香港的甲公司需要从内地进口布料转卖给美国的品牌商，这个过程中，布料这一货物并没有进出香港，货物直接从内地运往了美国，但从物权上来说，它在贸易过程中属于甲公司。这一过程就称为“转手商贸活动”；还是甲公司，但这次我不直接参与买卖，只是帮助买家和卖家寻找货源、推广市场、协商价格、安排装运等，相当于一个中间商，这就是“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离岸贸易，前者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货物贸易统计，后者纳入服务贸易统计。相较于传统的转口贸易，它的物理成本更低，而且对地理位置等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信息源，世界各地的生意都能做。无疑能够带来巨大的贸易量和资金量。

拿香港来说，2015年，香港的离岸贸易规模已经达到了4.33万亿港币，占其年度贸易总量的55%。

总量一大，其附加值作用就会凸显。

“当我们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来这里做生意之后，我们手上的商品和信息流的价值，将不可估量。”离岸贸易的终极意义，在于其带来的信息和数据流，这里面包括商品信息、订单信息、物流信息、商家信息等。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尤其有利于离岸贸易的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单纯的出口和国内市场开放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当下的中国要做的，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综合利用全球资源，布局更高水平的价值链平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居于更加优势的位置。

桥头堡

自上海市印发《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头堡作用的功能定位、实施路径，尤其是聚焦六大专项行动，提出了60项实实在在的行动举措。

上海要建设的桥头堡，是服务全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走进来”的桥头堡，要坚持以内外联动的大视野，加强与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对接，推动形成我国全方位开放、东中西联动发展的格局。

而铁路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随着铁路货运组织改革的不断深入，铁路物流基地在多式联运中的网络化、节点化、平台化作用越来越明显，正日益成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作为多式联运分会牵头组建单位，上海铁路局将加强铁路物流基地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共同推动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以铁路为核心的多式联运发展，地面上扩宽了“一带一路”。

现在上海在铁路物流基地、物流园、产业区“三圆同心”做好规划布局，联动地方政府、企业、铁路“三位一体”推进投资建设，将铁路线修进港口、企业、园区实现“三地连通”，着力构建服务“一带一路”发展的国际大通道，从这一角度出发，为自贸港建设无疑奠定了基础。

自由贸易港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体现了我国持续开放的政策。

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WTO的多哈发展议程停滞不前，而中国发起和参与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项目，则日益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依托。

习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预计未来的15年，中国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也将达到2万亿美元。”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大国，中国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旗手。

在此情况下，中国要想实现由贸易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就必须有个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而上海在“一带一路”桥头堡定位凸显，上海正加快金融市场开放互通。

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桥头堡”功能定位不断凸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