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关键阶段,要处理好立法引领保障与自贸试验区工作的关系。”尹中卿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改革,需要改革举措与立法引领保障更好地配套衔接,实现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和法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尹中卿介绍,2013年8月、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自贸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上海已经制定了自贸试验区条例和管理办法,调整了多项地方性法规。目前,广东、天津、福建也正在研究制定管理办法。

　　尹中卿指出,有关地方要力求做到法规先行,加快制定自贸试验区条例和配套规范性文件,及时修订和废止与自贸试验区工作相冲突的规章制度。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要系统梳理、及时修改与自贸试验区建设不相适应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要系统梳理、及时修改有关司法解释,为在全国范围推广复制自贸试验区改革经验做好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需要加强立法,适时组织开展法律评估,充分借鉴吸收自贸试验区有益做法,加快有关法律的修改工作。

　　柳斌杰委员建议,要突出政府管理市场有效模式的试验。

　　柳斌杰指出,要把企业、人民看成经济发展的主体、市场的主体,从政府配置资源真正转到市场在配置资源上起决定性作用。怎么让市场更好地配置,体现市场的原则,在自贸试验区应该很好地试验。要采取坚决措施下放审批权限,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的干预,还要继续加大力度。此外,政府决定市场价格和产品价格的类别应该大量减少,很多问题同市场联系,让市场决定,真正形成消费决定生产的格局,政府主要是政策杠杆来平衡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关系。

　　“自贸试验区与国际规则离得更近一些,结合的程度更高一些,市场规律更重要一些,能够起到支配作用,在制度性、体制性问题上要起探索作用。”柳斌杰说。

　　辜胜阻委员建议,各自贸试验区应有各自特有的功能定位,强调差异化。

　　辜胜阻指出,每个试验区都应该有各自的功能定位。“有人说现在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2.0版,2.0版和1.0版有什么不一样?2.0版最大的不一样是强调服务国家战略。我去过上海自贸试验区调研,上海自贸试验区要服务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天津自贸实验区要服务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福建省除了对台合作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核心的区域,应强调各试验区的差异化。”辜胜阻说。

　　吴晓灵委员建议,集中精力做好这四类试验区,不再扩大自贸区试验范围。

　　吴晓灵认为,自贸试验区最主要目的是为国家试制度,现在已经扩大到四个自贸区,种类已经比较齐全了。她介绍,广东自贸试验区对应的是港澳,福建自贸试验区对应的是两岸,这是我们国家“一国两制”范围内的经济运行规则的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实际上是要用天津口岸协调内陆地区的制度安排。报告提出希望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争当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的“领头羊”。对于上海自贸试验区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更具备与全球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接轨,建立国家制度的要求。

　　吴晓灵说,这四类试验区已经把中国对内对外、“一国两制”环境下的四种类型充分体现出来。财经委报告也提出建议集中精力做好这四类试验区,不要再扩大了。目前为止批了四个试验区,而且都有其特殊的政策定位,已经涵盖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内地的带动和“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还是集中精力搞好为国家试制度和抓紧在全国推广为好。

　　一些委员提出,自贸试验区要坚持为国家试制度、为当地谋发展的思想,突破过去政策洼地的旧思维。

　　吴晓灵委员说,自贸试验区一定要坚持为国家试制度、为当地谋发展的思想,突破办经济特区和办保税区的旧思维。根据财经委相关调研报告中反映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看出,很多地区没有突破过去政策洼地的想法。现在有很多需要试的制度,这些制度绝对不是一个区域的制度,而应该是国家未来的制度。

　　吕薇委员指出,在调查过程中和财经委讨论过程中发现,关于自贸试验区试点工作,地方的积极性比较高,更多想把自贸试验区试点当成要求政策优惠的机会。而国务院很明确搞自贸试验区的试点,主要还是在对外开放、管理体制和投资管理上改革和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等深化改革上做试点。

　　吕薇建议,在部门和地方的协调上还需要加强,应在方案设计上更好地加强部门和地方的互动,同时还应加强顶层设计。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