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除了反腐，“自贸区”是另一个贯穿2014年全年的政经猜想与狂欢。

　　2014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新扩围地区）、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试行3年。这标志着纷繁扰攘了一年的中国自贸区扩围终于尘埃落定。

　　自从201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新任总理李克强首次外出视察在上海提出自贸区概念后，自贸区话题便持续发酵、成为引爆中国新一轮区域政经竞争的导火索。尤其是去年国庆节前上海自贸区挂牌后，各地政府在去年底、今年初的地方和全国“两会”上，纷纷抛出各自的自贸区计划，议题之热一度有盖过两会其他所有议题之势。

　　与此同时，“自贸区”系列话题，也推动资本市场诞生一批高涨的概念股，也给执着于政策红利、追寻中央指向的地方执政者们带来新的热情。

　　但相较于地方政府对自贸区的狂热，中央政府对自贸区有着严格审慎的态度——即便天津市主要领导在今年两会期间透露“天津自贸区自贸区方案”已获所有部委放行，中央仍迟迟未批复天津自贸区规划。

　　不过，随着年中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保增长压力持续增大之后，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精准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形势——扩大棚户区改造、铁路等基建投资并向民资开放，货币政策频频“放水”，但仍未见根本性转变。显然，新一届中央政府即便能容忍经济增速一定程度的放缓，却无法承受经济增速的“断崖式”下滑。

　　在此背景之下，坊间预计，自贸区扩围或将成为保增长的一剂“强心针”。

　　一则，此举可以激活区域政府竞争的活力；二则，自贸区所探索的改革和市场准入扩大，会直接刺激经济活力的产生。

　　果然，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工作会做出自贸区扩围的决策。此前呼声甚高的广东、天津顺利入围，福建则成为“黑马”。这为沸沸扬扬一年的自贸区热潮划下新的句号，并开启有关自贸区进一步扩围的猜想。

　　自贸区扩围的争夺与猜想

　　自贸区扩围战早在去年3月上海将申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那一刻起就已打响。进入2014年，“自贸区”的话题在各地开花。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从博鳌亚洲论坛到夏季达沃斯会议，从中央经济会议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更遑论各种智慧沙龙、地方主题论坛。

　　除去港澳台和作为试点的上海，全国省市除北京、山西、青海外均先后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自贸区的申请，从南到北，自东向西，都积极想把括号里的“上海”换成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区域。

　　天津滨海、广东（前海、南沙、横琴）、浙江舟山、福建平潭、山东青岛、河北曹妃甸、重庆两江、辽宁大连、四川成都、安徽合芜马（合肥、芜湖、马鞍山）、江苏（苏州、无锡）、陕西西安、河南郑州等均有方案出炉。

　　其中，广东、天津、福建领跑地方自贸区申报：一个高举“粤港澳”一体化、立足珠三角、要建体量最大的自贸区；一个依托滨海新区、要建北方第一个自贸区；一个面向台湾、填补“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发展海峡经济区。

　　自贸区申报的“井喷”、“发烧”态势，使中央一度暂停申报流程，为地方降温。

　　相关报道揭露，大多数地方的调研不足、思路不成熟、方案质量较低。而地方如此热情地申办自贸区，原因也不言而喻。“自贸区”之前，近十年来，争取“国家级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特区”（特殊经济区）等已成为区域竞争、争取中央优惠政策、显示政经地位的标志，使这些原本蕴含着改革内涵的举措流于空洞化和符号化。而“自贸区”，作为新一届政府推崇的重大举措，无疑被视为新一轮改革的“政治符号”与“政策洼地”。这无疑与政府批复上海自贸区试验项目，希冀地方试验出“创新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

　　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自贸区时提出“把防控风险作为重要底线”。这也提示了自贸区的试验存在一定风险成本。在上海自贸区给出满意成绩单之前，贸然批复新的、且不成熟的自贸区方案，会增加风险成本，这无疑是中央不愿意看到的。

　　但9月，天津、广东自贸区率先突围的消息传出。10月以来，关于天津、广东领跑，福建可能同期批复的声音更是一片沸腾。12月12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贸区。

　　至此，历时近两年，方案添添改改，消息虚虚实实的自贸区猜想，终于在2014年揭开谜底。

　　上海自贸区试验非官方盘点

　　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被定性为“以开放倒逼改革”，打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承担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为要求”的实验探索任务——探索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领域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完善法制保障等的具体举措，为更多自贸园区与自贸区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堪称被寄予厚望。

　　一年过去，上海自贸区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其中21项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此外，还有33项具备了复制推广的基础，还有一批改革创新事项正在加快实践。“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单一窗口”平台、“人民币跨境结算”、“利率市场化”、“FT账户”等都是伴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长而被推广。

　　但是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举措也面临着许多质疑。

　　首先，虽然“自贸区”概念红红火火，但是很少有人能说出自贸区究竟特别在哪里，哪怕是与自贸区相关的工作人员。换句话说，自贸区处于大方向明确，重点方法在以概念推广，但是具体的细则还没有约定，也没有俗成。

　　其次，开放力度依然有些束手束脚，市场基础薄弱不够支撑许多改革举措。其实金融领域的开放应该是2006年就该实现的入世（WTO）承诺，但是迟到了八年还只在上海先行先试，且也并未完全兑现。离岸账户要怎么玩没有人弄清楚，现阶段中国尚不具备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条件。再者，管理与监管的信息透明度有待加强。

　　另外，虽然从上海自贸区建立始，就有专家提出“上海自贸区是升级版的特区”，但是一年过去，更有专家指责上海自贸区过多沿袭产业园区与传统经济特区的思维模式。一方面，从基础设施、土地方面着手，以基建带动发展，并未真正引入市场人士；另一方面，比起市场生态的开放，更像是开辟特定区域，被指定用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并受到一系列监管规定的约束。而自贸区的内涵比之要深远得多。

　　由此可见，作为试点的上海自贸区要做的还有很多。上海自贸区可复制的推广经验，能给多少实践性意义，确实还值得考究。

　　不过，12月28日最新通过的上海自贸区扩围规划，首先肯定了上海自贸区试点范围内的一年来取得的成就，其次为上海自贸区逻辑与经验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

　　自贸区再扩围猜想

　　随着第二批自贸区纳入粤闽津，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国家会批复更多新的自贸区。这无疑给那些没有申请成功的地方以新的猜想空间和信心。

　　在自贸区扩围的消息公布后没多久，关于第三批自贸区将花落谁家、什么时候可能批复的推测信息就铺天盖地而来。猜测范围多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如成都、西安、北部湾城市等。

　  在第二批自贸区的方案仍回炉重造的时候，就开始期待第三批自贸区，无疑为时尚早。这或许是媒体的报道策略，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人们对于自贸区仍抱着“抢红利”的心态，谁能抢到谁就是赢家。但是“抢到”并不是结局。

　　事实是，即使上海自贸区有了一周年的试验，其上交的答卷尚不尽如人意，第二批自贸区的最终方案还未敲定，三地还在调动“想象力”，既要考虑在上海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又要在市场制度建设上规划到细节、规避可能“风险”等。三地自贸区批复最大的价值，在于推动自贸区试验的“竞争”发展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上海的试验风险与压力。正如12月26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时所说的，可以与上海自贸区形成“互补”试验和“对比”试验。

　　自贸区毕竟不同于特区、新区与开发区，并不需要遍地开花。相反，其本质是“改革”与“开放”。与其不考虑本地市场基础与实际需求地争取自贸区，不如认清自己，立足当下，做些改革与开放的实事。

　　附表：

（来源：凤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