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在符合条件的国家级经开区开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外汇管理改革等方面试点。”随后国内外均有媒体将其解读为金融领域“小自贸区”即将遍地开花。

　　“小自贸区”的提法，源于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规定，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以及“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这些规定与上述经开区政策高度重合。而且，“一行三会”后续出台的金融改革相关细则，被视为上海自贸区建设中含金量最高的政策。因此，“小自贸区”概念受到热捧实属正常。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210家国家级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税收收入、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12.1%、9.9%和18.7%，成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财源”和“门面”。假设经开区能够获得“自贸区级”的政策，甚至是能成功集纳金融资本尤其是跨国金融资本等高端要素，既低碳环保，又利税可观，何乐而不为？

　　然而这种猜想不大可能实现。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上海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改革高地或称“制度高地”。如果说，经开区只是一个靠金融自由化低门槛形成的“聚宝盆”，那么数以千亿的跨国资本很容易在进出之间，冲击地方金融的承载力，最终造成不可测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可能波及经开区原有的实体产业。

　　一些地方对自贸区也存在诸多误读。过去，不少经开区依靠单项特殊政策当上了区域竞争的“短跑冠军”，而上海自贸区更像在扮演“长跑冠军”的角色——就算不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不搞“土地招商”“财政招商”，上海自贸区照样在通关便利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自由贸易账户等方面取得了改革突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讲得更明白：“自贸区是国家的试验田，不是上海的自留地。”

　　实际上，与上海自贸区高起点的金融业态不同，许多经开区所在地存在高度管制下的“金融压抑”，如何破解“大企业偏好”造成的小微企业融资难，如何化解“金融垄断”造成的民间资本投资难，以开放倒逼改革，这是“自贸区级”金改所要回答的。比上海更有优势的是，国家级经开区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他们既是资金的使用者，也是改革的试金石。倘若运用得当，金融资本就不再是投机者的“猎物”，而是实体经济的“水源”。

　　一旦被赋予改革使命，无论自贸区还是“小自贸区”，都不应沿袭“吃政策老本”的传统模式。不排除国内少数几个自贸区试验成熟的一些金融改革内容，有望在210个国家级经开区的更大范围内推广。但作为可能获批的金改试点地区，经开区就要扛得起改革的高压，承担改革失败的风险，将数字增长让位于制度创新，将局部利益服务于国家战略。

　　国务院创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30周年。邓小平30年前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经开区应运而生。今天，“小自贸区”固然不可能遍地开花，但重温经开区设立的初衷，不难发现，改革，才是经开区的根本使命。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