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至16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上海陆家嘴管委会、海银财富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自由贸易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期间，林毅夫、王新奎、佟家栋、张军进行了主题为“自贸试验区与中国开放”的圆桌讨论。
（人物从左至右：鞠建东、林毅夫、王新奎、佟家栋、张军）
（以下为文字实录整理稿，文字未经演讲者审阅）
鞠建东：我们下面的圆桌讨论开始了。我继续刚才的问题，首先对四位嘉宾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问林老师的，林老师刚才的观点，我的理解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有钱。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个“有钱”是不是可以持续下去？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中国有没有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井。
我对王老师的问题是，王老师一直大力推动由自贸区的开放推动改革，我的问题是用自贸区来推动改革，尤其是用自贸区来推动金融改革，有没有风险？应该怎么做？
对于佟校长，我的问题是在我们现有的自贸区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的类似于计划的方法，有没有可能培育出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的完善的自贸区市场氛围？现在的自贸区和以前的开发区有什么不同？
第四个问题提给张教授，尤其对我们陆家嘴金融的居民们特别重要的是，在我们后面金融的发展、金融自贸区里面，如何通过自贸区的开放来推动中国金融发展，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我的四个问题。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界银行副行长）：
中国“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受到很多国家的响应，我刚才提到中国有外汇储备是一个原因，但我没有说这是主要的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如果讲有钱的话，美国肯定比我们有钱，因为它可以自己印钞票买东西，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的。为什么美国的倡议没有得到同样积极的响应？我们知道一般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基础设施现在是最明显的瓶颈限制，不管是到拉丁美洲，到南亚还是非洲，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发展，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同时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回报，必须要有产业来利用，如果没有这个产业的话，那个投资也不会有回报。
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的时候，是很好的把中国的比较优势跟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前面谈到，我们在工程援建上面的力量现在可以说国际上最强的，而且提升得非常快。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际工程承包是100亿美元，但2014年的时候，是增加到1400亿美元，增加了14倍。同时，我们不仅有工程援建的能力，我们现在在建材行业，国内有一些富余产能，而且这些产能实际上是很先进的，都是这些年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产能。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我们是能够作出这个承诺的，一方面我们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是拿得出这个钱，而且这个项目只要设计了，我们是有能力去造。如果美国的话，它可以印钞票，它也可以给钱，但它没有能力去做这些施工，中国有能力做这些施工。
其实我到世界银行去工作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和认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共同的愿望，都希望给他国家带来繁荣。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既可以解决瓶颈，又可以解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中国是1.25亿人，现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整个低收入国家在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没有超过1000万的，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往外转移，谁抓住这个机遇，谁就迎来像中国那样的快速发展。而且中国这个对外的转移，实际上是足够让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带一路”的战略，还有亚投行提出来以后，更重要的是提升能力，提供发展的机会，更有利于一个国际和平环境，创造和平共融的国际环境，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个资源，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也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同时，我们来看看二次大战以后，真正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实际上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然后在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二次大战以后到60年代日本经济行星向荣，实际上向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它的比较优势丧失了，转到亚洲四条小龙来，变成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上世纪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时候，抓住了这个机遇期，劳动力密集型转移到中国来，因此我们取得了过去三十多年快速的发展。我们现在的阶段相当于日本60年代阶段，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要往外转移，谁要是能够抓住中国劳动密集型转移的战略机遇期，谁就可以快速发展。
王新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当初在做上海自贸区第一个总体方案的时候，已经有很明确的战略设想。在总体方案当中，写进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在细化的过程中，实际上这18个月是取得很大进展的。
第一个，建立了FT帐户，等于一幢房子，最基本的装修完成了，煤电水、通讯、光缆全部接通了，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准备搬到房间里面的平台都建好了。第三，合格的投资者也已经在准备当中。现在碰到一些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管理体制决定的，它这个“一行三会”是四个机构，看法不一样，各自的目标诉求也不一样，这个问题最近突破了，最近中央已经定下来要做一个统一的方案，由人民银行牵头，“一行三会”做一个统一的方案。
第二个问题就是风险，平心而论，现在并不是一个金融国际开放和金融改革的最好时期，第一什么叫风险，大家看法不一致，有的认为这不是风险，有的认为这就是风险。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国际环境当中的风险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风险概念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什么叫风险可控？我们讲这是有风险的，但这个风险要可控，什么叫可控？可控到100%，还是可控到80%？
第三，如果说一旦发生风险了，怎么办？怎么预警？怎么到时候紧急地补救？这些问题大家都没有底。中央现在很明确，自贸区金融开放的改革仅限于上海，其它地方不复制不推广，这是一个控制风险的办法。同时，现在着力点在什么地方？人民币的循环机制要建立起来，人民币要能够出去，出去以后要能够回来，有价值的金融产品，要让人家来买。这里面所有的一切，我认为是技术问题，最关键的是基本条件——资本项目。如果资本项目没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化，相当于这个水进不来出不出，等于这个房间水管铺好了，自来水只能在房子里面循环，不能和外面管子循环，一天到晚断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现在资本项目开放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的监管能力。在上海，央行上海总部的监管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但是，这样的监管能力到底是不是能适应金融开放的要求？这还得要有一个准备的过程，比如说FT帐户银行和银行的电脑系统连起来，这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很多信息不真实，怎么监管法？明明是人民币出去，实际上是为了到离岸中心换成美元走路，明明出去应该是投资项目，结果钱到了外面以后就变成其它东西了，这种情况很普遍。包括我们这次取消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以后，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制度设计都完成了，接下去就一步一步地放，不要急，有风险，肯定会有风险的，只要可控就可以。然后要和国内的利率、汇率市场化保持同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就像当初设计总体方案一样的，上海自贸区最有亮点的，就是金融这一块。今后成还是不成，最大的标志就是金融。我认为现在的总体环境是相当好的，今后“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开以后，会赋予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大量机会。内部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无非就是看外部条件是不是具备。我个人主张，第一步应该让外资参与，解决企业所谓治理结构和文化的问题。我就讲这些。
佟家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南开大学副校长）：
第一个问题首先涉及到中国整个市场经济改革的理念和它发展的思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张军最有发言权，他就是搞中国经济的，我是研究外贸的。外贸是这样的，我们在1987年的时候，在研究外贸体制改革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不要指望计划出一个市场经济来”。因为计划出一个市场经济来，会有很多政府想不到的事情。你说这个市场机制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套的、系统的、完善的运行规则和运行制度？可能面上我们能想得清楚，但真正运行起来，可能缺一个环节，两个环节，这就是我们讲的，基本上不能计划出一个市场经济的原因。
第二个在自贸区建设上，确实面临着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自贸区涉及到政府该干什么？我们现在讲所谓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很大程度上指政府哪些事情该干，哪些事情不该干。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自己划定界限，比如它的区域类型，比如功能区的划分，这都是政府需要想到的事情，而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各个企业怎么利用这些机会进行投资的驱动？这都是市场的事情。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政府应该在自贸区里面如何管理。
一个是基本的法律法规、基本运行的游戏规则、跟行政事中和事后监管有关的配套体系，多数交给市场，这是一个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应该说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地方发育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给中国的市场经济打分，打的这个分，应该说没有代表性。为什么没有代表性呢？不同的地区不一样，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去广东，就会发现它这个市场经济的成分还是挺大的，就是给他一个自贸区的名分，他会想尽办法找到机会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且它自己在发展当中有它自己追求利益的冲动、压力和各种各样的积极性。假设你到中国的北方或者到内陆地区，它还等着政府给你什么。所以这样一来，不同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有差别的。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政府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就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尽可能地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这是我们目前改革的方面。
但是为什么大家总看到政府的存在呢？其实我们在搞自贸区的同时，时刻在提醒自己的风险可控问题。这里面我觉得是相互试水的过程，相互试错的过程，企业的试错和政府的试错在博弈当中才能做这个事情。因此先让企业进来，先去探讨这些事情，如果现在企业不进来，或者比较多的企业在那里观望，我觉得这不是长远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我理解的是，政策洼地跟过去的开发区有什么差异？开发区是1984年大批建立了国家级的开发区以后慢慢增加到100多个。这些开发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有潜在的巨大市场，而且有实实在在的廉价劳动力，有各种各样投资的机会。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工业或者是制造业的空白地很多，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当你成了制造业大国，当你成了贸易大国的时候，你如果去找机会，哪些机会你能给予他呢？这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这时候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但是同时，这个政策的洼地的内容也提高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讲自贸区，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建自贸区干什么？第一个我们市场经济改革，长远的、战略的、总体的构想。其实无论你建什么体制，最重要的问题，一个近期的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远期就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在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环境下的正常增长。从这个来讲，我们还要围绕着增长做文章，还要围绕着有实效做文章。我们的自贸区不是摆在让人看的，也不是展览馆，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运行的机制，而且预期这个机制，如果小的区片范围内能够成功的话，可以复制到全国去。我们经济学讲究比较实用，讲究它有效果，不能讲的还是理念，整天讲哲学，我不讲哲学，我讲它的经济效果。完了，谢谢大家。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觉得有一个变化，我们得去关注，就是说外汇储备，现在3.7万亿的储备是过去增长的存留。那么未来会怎么样？我个人看法，未来五年十年更长时间，中国贸易储备增长的速度当然是越来越慢的。这个过程对央行意味着什么？将来人民币发行的矛盾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会转向中国版的QE，你要有很好的债券市场。就回到下一阶段或者目前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金融开放。我今天谈这个话题呢，其实可能要往前看。
我觉得中国版QE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币货币发行的矛盾会逐步发生变化。如果自贸区，特别是上海自贸区进行金融的开放，某种意义上要推进比如在人民币计价资产上面比较大的发展。我并不介意说自贸区内的居民会怎么样，但你说中国的家庭，即使在金融投资有很大的需求是到海外投资。现在国内的股市好了以后，沪港通之后，香港的股市也很好。接下来要推出深港通，我觉得要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
现在看我们的企业和政府，现在负债率这么高，我觉得金融开放的含义是要帮助他们来修复资产负债表。那么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慢慢的他们要能够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像过去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
地方政府的债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化解过程中，我觉得从朝前看的角度，你现在化解它的存量固然有很多的变化，但将来怎么样防止重新出现这么巨额的债务，很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市场融资的机会要摆在前面。再加上企业现在的融资成本这么高，两位数的融资成本，一位数的ROE，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有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比如说同样的人民币在离岸中心，你在香港或者新加坡融资，要比中国大陆融资便宜得多，利率要低得多，这些都需要金融开放逐步来降低中国实体经济融资的成本。
我的看法，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上海自贸区，我们企业可以到海外很容易进行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发行，比如说债券发行，外面的人民币有这样的机会来投资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同样，我们的企业可以在海外进行人民币的融资，可以降低我们的融资成本。
当然风险这个问题，今天讨论了很多了，有一点，自贸区里面重要的目的是要使风险可控，因为范围比较小，管理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但仅仅局限在自贸区，是有很大的问题。现在我的理解，风险集中在自贸区里面进行管控，但金融开放的渠道是要通过自贸区向区外渗透。这样一个用心良苦的方式，还是要想办法做到金融开放的风险可控，最终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对企业来讲能够降低融资的成本，对地方政府来讲，能够改变他过去的银行贷款主导的融资方式，能够更好地体现它的资产负债表，也降低它的融资成本，我想对家庭来讲，有更多的参与金融投资的渠道。谢谢。
现场观众提问
观众1：我想问一个关于林教授的问题，您做过世界银行副行长，我知道世行在搞中国对外自贸区投资，特别是非洲，中国在外国建自贸区，您怎么看？
林毅夫：世界银行是国际发展机构，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从二次世界大战成立以后，目前非洲大陆是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所以怎么样来帮助非洲大陆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当然是世界银行的一个主要工作。
世界银行过去做了很多工作，成效不显著，中国本来是世界上最落后贫穷的地区，现在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地区。中国有很多经验，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借鉴的，在这种状况下，世界银行这些年也非常强调所谓“南南合作”——南方的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合作，南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其它的南方国家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下，世界银行也非常支持中国跟非洲的合作，包括怎么样来建立工业园区，怎么样来招商引资等等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在非洲国家，其实对中国的这些经验也是非常向往的，所以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之下，实际上现在在非洲国家也学习我们的经验，取得一些成绩的地方。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也还是继续在参与这方面的合作，我希望将来非洲国家也可以像中国那样取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来解决他们贫困的问题，实现他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其实这个梦想每个国家都有，希望我们的经验也能够帮助其他落后国家实现他们的现代化，实现他们的民族复兴的梦想。
观众2：我是上海财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很高兴听到四位专家的高见，我先就外汇的问题提一点。我们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3.7万亿，但黄金储备很少。我想问一下林教授，您认为中国是不是需要大幅度的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另外就这个外汇储备这一点来讲，我们现在把1万多亿美元借给美国人使用，美国政府又把军舰派到中国南海，是不是要抛掉美国的国债？还有就刚才王教授也讲到，有少年儿童的安全问题，有成年人的，有老年人的安全问题，您认为假如今天晚上中国政府宣布资本完全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对中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林毅夫：我想呢，国际关系我们当然是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这个和平的环境，在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板块在重新构建的过程中，要有理有据，占据至高点，但同时也评估任何行动的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其实我们知道太极拳，最好的是把他的力量转移到旁边去，表面上看起来我没有回击，实际上我保留了主动权。我们现在有3.7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债虽然多少，没有实际的公布，但一般的估计是不到1万亿美元，你这样抛的方式能够抛几次，我不见得说两国关系的处理方式可以像两个小孩打架的方式应对，必须考虑得更全面一点。
至于人民币资本帐户开放，完全的可兑换是好的。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什么？我想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最基础的。资本帐户的完全开户，照理说发展中国家是资本相对短缺的，在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资本来投资于实体经济，这个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实际上资本帐户开放，在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话，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开放了，对我们国家有利的。
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是什么？是短期的资本流动。我们知道短期的资本流动，流进来一般不会到实体经济，通常是带有投机性质的，可能造成股票市场的泡沫，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如果大量流进来的话，又会把你人民币的汇率往上升，让你的出口竞争力减少，对你实体经济影响不好。
所以通常来看，一般资本帐户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会出现危机，而且资本帐户开放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才提出来的？其实在70年代以前，所有的国家的资本帐户都是管制的，是70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才提出的，因为在70年代以前，如果美元作为资金流出去的话，美国内部会有货币的供给减少，有通货紧缩的压力，当时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也是管制资本帐户的，但是1973年以后美元和黄金脱钩，造成美元流动出去的话，对国内不会有通缩压力，可以多印钞票。实际上得到好处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可以拿这些资金全世界到处流动。1973年以后，美国推动资本帐户开放以后，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比率比以前大得多。基于这个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帐户进行必要的管制，是需要的。所以不见得每样东西越开放越好，为什么我不支持资本帐户完全开放。
观众3：“一带一路”里面用哪个货币结算？
林毅夫：我前面讲的“一带一路”提倡五通，其中有一项是货币流通，到底以什么货币？因为我们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建立这些基础设施，援建能力我们最强，而且这些建材我们也是生产能力最强。在这种状况下，最好的结算货币当然是人民币了。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会越来越多用人民币结算，但目前来讲，还是以美元为主，因为美元还是国际的储备货币，国际的贸易结算货币。但“一带一路”不是说我今天提出来以后，全世界马上会进入这样一个新的体系里面，这是一个倡议，这个倡议也是一个中长期的倡议。所以，总的来讲，越来越多的会以人民币结算。
观众4：大家好，现在中国也有好几个自贸区了，几个自贸区之间有没有什么竞合关系？
王新奎：其实这个问题我本来就想讲。当初起草总体方案的时候，最初是上海综合保税区一个升级版叫做“自由贸易园区”，克强总理2013年2月19日到外高桥保税区来了以后提出搞试验区。我认为现在四个自贸区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如果按照竞争关系理解，最后就搞成政策洼地。
佟家栋：中国的自贸区不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自贸区，它是一个试验意义上的自贸区。而这个试验上的自贸区，又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况和改革开放走到现在这一步需要做的战略性的事情，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此它这个试验的内容，多于一个典型的自贸区。典型的自贸区，贸易、投资、金融，我们还加上其它的，比如说产业升级，比如科技创新，比如市场经济环境的完善和建设，这些都不是典型自贸区所有的政策和法规的内容，但我们这儿有。
第二个，我们这个自贸区，大家仔细地看四个自贸区的总体方案，它是有分工的。
第一个首先是地理分工，它在不同的地域，布局了四个自贸区，第一沿海，第二最南方和相对的北方以及中间，有一个设计。
从它的功能区的角度来讲，上海有7个功能区，天津有3个功能区，福建有3个功能区，广州有3个功能区，而这几个功能区又是分工的情况。而这个分工，每一个功能区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比如福建的自贸区，是海峡两岸的问题；天津的自贸区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问题；广东自贸区探讨粤港澳；上海是金融、人民币自由化等等。
四家自贸区地域是分开的，内容是分工的，但同时还叠加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和非特殊监管区，又包含了一个试验的内容，按正常的情况下，一个自贸区围网或者电子围网，你就是搞贸易、搞投资、搞金融，你只要进了二线就要缴税，要各种各样的防范的机制，这是典型的。我们还不是的，把以及自贸区里面分两部分，让你探讨这两部分怎么分工，然后还要相互渗透，这个就要大胆的改革创新了。
这是目前中国的自贸区和其他自贸区所不同的地方，所以它叫试验区。有没有竞争？有，这个竞争在哪儿呢？就目前来讲，大家竞争效率，看在政府提供的服务方面更便捷更高效，现在这个竞争正处在白热化的程度，所以互相探听他给了什么，我给什么，各个自贸区都在向对方打探。现在刚建立的这个阶段的竞争，首先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下一段是争企业，企业争。如果这个竞争局面形成了，我觉得四家自贸区比一家好。谢谢。
王新奎：竞争的是制度创新，按照老的思路，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没有太大兴趣，最希望有一个特殊政策，因为这个好处来得快。
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可复制可推广，所以最好的办法呢，要分清楚我干的是其他地方复制不了的，其他地方创新的，马上就复制给我，变成这样一种竞争。那么这样的竞争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它的制度创新就给推进了。所以制度创新的问题，关注自贸区的学者和理论界要重点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才是关键。
鞠建东：我们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来源：陆家嘴金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