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至16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上海陆家嘴管委会、海银财富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自由贸易区与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教授，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新奎出席并演讲。演讲主题：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王新奎：
（以下为文字实录整理稿，文字未经演讲者审阅）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中有一些观点，毅夫已经讲得很透彻。这次全国人大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实际上对我们如何构建经济全球化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一个详细的描述，大家可以去细读一下。为什么现在要提出构建新体制的问题呢？因为这二十多年以来，由于我们中国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去，其实全球的价值链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现在基本上在过去三十年基本定型了。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大概是四大板块，一大板块依然是传统的北美和欧洲，他们经过三十多年的产业转型以后，他们现在主要的价值链形态是服务价值链。第二大板块是东亚：主要是中国，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这三十年当中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制造价值链。其它的，像一些新兴国家，像巴西、俄罗斯，这三十年当中，他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是下降的，倒退到成为一个能源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国。有一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甚至包括像印度，它们被边缘化了，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是边缘的国家。这么四大板块之间的贸易关系，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现在经过三十年发展，全球价值链根本问题什么呢？就是一个平衡问题。这个平衡总的线条是什么呢？根据最近十多年来参与的中国各种各样的自贸区、多边双边的谈判等，我们发现主要是两个问题：主要是东亚、北美和欧洲的平衡问题，具体来讲，就中国和美国的平衡问题。它有两条主线，因为北美和欧洲，特别是美国，它的服务价值链希望延伸到东亚来。不要看具体谈判当中什么农产品、牛肉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政治需要，其实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在全球价值链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北美美国就是希望把它的服务价值链延伸到东亚来。当然，它现在的价值链已经延伸到欧洲去了。现在东亚的要求是什么呢？特别是中国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投资要让我进去。所以这就成为全球价值链平衡的两个问题。
大家看最近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谈判的内容无非是这两条。最近全球规则体系重构的体系很清楚，美国就是利用NAFTA，应该说全球有400多个FTA，真正在运作有效的除了欧盟以外就是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它们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在某些领域都是90%以上，现在美国要把NAFTA的一套东西再加上若干个21世纪新议题推向欧洲和东亚。而且很明显，如果说它这个意图能够成功，将来全球的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就按照它这一套办，而且这个步伐看来比我们当初预计的要快。
现在我们面临哪些新问题呢？过去重点讲贸易争夺，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加入WTO已经14年，我们学了很多。现在讲投资准入，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现在谈判进入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又是我们非常敏感的领域。又比如过去我们谈判的都是边境措施，主要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现在谈判是境内壁垒、监管措施。过去我们大部分谈的是以经济指标为标准的自由贸易，现在是以价值标准为标准的公平贸易。
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怎么样的选择呢？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让全球的贸易规则按照美国和欧盟主导，那就是我们克强总理讲的，到时候就面临第二次加入WTO，所以我们必须得积极应对。这次在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说开放也是改革，必须实施新一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型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怎么办呢？一条思路，就是以开放倒逼改革。我们看看，这些所谓21世纪新议题，在右边的基本上都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加紧改革的方面，为什么我们不用开放倒逼改革呢。中央的思路很清楚的，因为你不改革，就无法应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变化。我们总书记也讲了，说“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规律”，不单单用遏制论、阴谋论来解释了。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改革来应对这样一个局面的变化。
我们现在实行什么样的战略呢？怎么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一个是积极地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实际上我们和韩国、日本在谈，接下来我们还要和东盟谈，因为我们这个“10+1”要发展。现在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都是拿的TPP的规则，所谓“高标准”。中澳谈判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在积极地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那我们怎么办呢？总书记在19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讲的“我们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从周边开始到“一带一路”再到周边。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练兵，是通过参与这种多边和双边的谈判——包括我们积极地参与信息技术产品ITA的谈判，又比如说我们积极参与WTO的环境谈判，我们也积极加入服务协定谈判——通过加入这些谈判来“练兵”，通过“练兵”来倒逼我们国内的改革，使得我们适应这种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新趋势，以开放的主动来赢得发展的主动。
第二个，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要从由追随者变成主导者，那要很长时间，第二件事情是构建全方位的互联互通，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以开放了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觉得整个战略的勾画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也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但问题是，在实际干的时候，有哪些条件要具备的？“实际干”当中，我觉得现在有三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强烈的开放意愿？第二个，你有没有创制规则的实力或者能力？因为你要把你的规则推广到全世界去，它有两个条件，一个你这个规则已经在你国内长期实施，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是先进的；第二个要人家能够接受，不能你主张的规则你自己做不到的，就是管你的不是管我自己的，而且这个规则要非常具体。习总书记出去只讲理念，把这个理念化为规则，化为条文，化为非常深奥的法律术语，有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是要人家听得懂的，里面大讲“有关部门”、“相关部门”“另行制定办法”这个人家听不懂的。第三个，你有没有调控冲击的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你规则谈好了，你自己先垮掉，那不行的。
这些问题，是要通过艰巨的改革来解决的，通过对我们国内机制体制的改革来解决的，中央领导看得很清楚。对我们学术界、理论界来讲，特别是像财大、协同创新中心来讲，大批的研究人员、学者参与到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实施我们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过程中，我个人认为有三个问题是学术界、理论界有责任解决的。
第一个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谁都承认，以开放促进改革，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主张改革的人讲改革，主张开放的人讲开放。你要弄清楚开放和改革是什么关系？通过什么机制来倒逼？这个要研究清楚，不是喊口号。实践过程中，往往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背道而驰的，这需要我们学术界来解决。这里面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主动倒逼还是被动倒逼，我们大部分是被动倒逼。但老是这样被动地去倒逼，那怎么起引领和指导作用？所以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之间，有一个机制和传递条件，很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从被动倒逼转为主动、自觉倒逼，这需要我们理论界去解决的。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促改革，基本达成共识，如果长期停留在这个口号上，怎么完成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两条路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争取赢得发展的主动与确保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讲安全的，都是安全。我们有一个同志曾经做了研究，现在涉及到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有二十几个，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健康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等等。每个地方都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系的，你要赢得发展的主动，你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你不去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说这个规则谈判行不行，说“不行，这牵涉到我们国家的安全”。理论界要有数据来说明，哪些安全底线不能碰的，哪些不是属于国家安全领域的，这样的话，才能解决赢得发展的主动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任务。
第三个，争取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与融入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我们讲“一带一路”，“走出去”第一步就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说你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出第一步这条带不在全球价值链上面的，那你走出去怎么弄？要弄清有没有价值链啊，城市与城市之间有没有贸易。第二，你往东走，海上丝绸之路，我们首先跨出的地方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我们这里如果一放的话，加工业都迁到那边去了，它是低端。那么如何来贯彻“一带一路”的战略，牵涉到中国是不是有自己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而这个跨国公司能够根据你的投资和生产布局来形成一个合理的，由中国跨国公司所主导的，而且基于跨国公司内部供应链基础上的价值链，那才是“一带一路”的基础。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学术界去研究，因为这个战略不是一年两年的，是几十年的战略，可能是伴随着整个中国崛起的过程。我们要静下心来研究，企业界做企业界的事，政府决策部门做政府部门的事情，学界做学界的事情，一起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谢谢各位。
（来源：陆家嘴金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