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2013版投资开放的负面清单公布以后，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关注。不过，由于目前负面清单几乎完全移植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管制措施，有批评认为目前的负面清单意义不大。

　　负面清单既是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谈判中采用的一种谈判方式，也是一种贸易与投资管理方式。从表面上看，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在实体法上没有本质差别；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正面清单都对应于一个负面清单。然而，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在程序法意义上存在本质差别，而且这种程序上的差别，同时会引发实体意义上开放程度的巨大差别。因此，国际上一般将负面清单开放模式称为“自上而下”的开放模式，高标准开放模式和激进开放模式；而将正面清单开放称为“自下而上”的开放模式，低标准开放模式和渐进开放模式。

　　首先，从投资准入与监管手段的角度看，负面清单实行的是法无限制即允许的原则。正面清单上的列表限制的是私人主体的权利：只有在列表上的部门投资人才可以自由进入。负面清单上的列表限制的是政府的权利：只有在列表上的部门政府才可以限制干预。这一点差别是革命性的。

　　其次，从分类不明确的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负面清单没有列入的部门原则上不能限制，这可能产生一些风险。当新出现一个以前没有的产业时，如果采用正面清单监管，这个产业自然被排除在开放目录外，政府可以在认真研究之后再决定是否列入正面清单开放。如果是负面清单，出发点是这个产业是开放的，因为这个产业没有在负面清单上。如果政府想对这个产业进行保护，需要去找所有和自己有投资自由化协议的对手谈，请他们允许自己增加负面清单列表；或者寻求各种例外措施保护。而这两者都是非常难以实施的。

　　再次，在国际谈判中，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的谈判方式不同。正面清单下，一般是投资母国提要价，要求东道国开哪些部门，开放哪些部门是东道国的谈判砝码，东道国相对主动性高一些。负面清单一般是投资东道国提要价，提出自己哪些部门不想开或者有限制，是否允许列入负面清单是投资母国的谈判砝码，投资母国的主动性更高一些。在实际谈判中，负面清单方式自然而然地会导致开放程度更高，因此最终结果会导致投资体制的自由化程度更高。程序的不同会导致实体权利义务的很大差异。

　　负面清单的实施对政府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具体实施中应该坚持积极稳妥的态度。在初步试验性地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阶段，实体部门开放水平暂时没有提高，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上海的试点以及今后在全国的推广，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投资开放的程序上和制度上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模式。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以往对某个产品的降税、对某个部门的开放需要对开放的好处进行论证，今后的行业开放在制度上已经被确认为原则，任何部门希望引入新的行业准入限制，需要提出有足够的理由。因此，负面清单的实施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投资开放已经是制度性的对外开放。在这种制度保障下，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必然会看到投资开放程度的大幅度提高。

　　（作者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