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显“双自联动”的政策叠加效应，其背后涉及一揽子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问题，需要大学给予有力的支撑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行动路线图已经绘就。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上海未来发展，扎根这所城市的大学能够做什么？“直面国家重大战略急需，寻求问题的破解之道，给出明智的解决方案，理应是大学的使命，公办大学在这一点上义不容辞。”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日前在接受《文汇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建设科创中心是一项系统工作，任务繁重，上海的高校必须有一种主动对接的意识。而对上海财大来说，对接点已经明确：以更大的协同创新平台深化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研究，助力上海打好“双自联动”牌，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学术支撑、资政启民。“双自”，即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科创中心，位于浦东的“双自”园区对上海来说是一块重要的试验田：从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激励到创业融资，先行先试的同时如何寻求体制机制创新，“双自”意味着有待突破的空间，意味着有望释放更多的政策红利。在“双自”园区，上海可以做哪些更多的试验和示范？在樊丽明看来，彰显“双自联动”的政策叠加效应，其背后涉及一揽子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问题，需要大学给予有力的支撑。“大学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从目前情况看，最高效、最有力的组织形式是组成智库。”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成为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探路者、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突破口，这正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尤其是当前，随着自贸区试验从上海“一枝独秀”扩展到广东、天津、福建三地，上海更需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试验经验。在上海财大，作为主动对接国家的重要举措，一个成立迄今不到两年的智库，已在业界声名鹊起。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一个月后，学校就整合了几个研究中心，率先成立了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同时，上海财大又协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核心单位，组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近两年来，从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制定、自贸试验区条例的制定，再到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营一周年第三方评估的出炉……在这些极具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领域，其背后都有上海财大和协同创新中心一大批学者、专家的身影。有别于理工科高校在学科布局上聚焦前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海财大以组建新型智库的形式服务上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采取了“举校体制”。用樊丽明的话说，举全校之力攻坚，大学在集结各方力量、推进具体工作之前，必须先形成一个“最大公约数”。对上海财大来说，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对接国家急需、服务上海发展需求。把大学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上海财大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组建协同创新中心的同时，还启动了一系列全新的探索。比如，在协同创新中心开展自贸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组建“自由贸易·金融·法律”特班，在硕士教育层面培养通晓自贸规定的复合型人才。与此同时，在协同更多单位加强自贸区研究的过程中，上海财大还在试点灵活的人事聘任机制、酝酿进一步推进对智库和协同中心研究人员的成果认定机制和成果激励机制改革，以评价指挥棒改革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表示，要把推进自贸区协同创新研究列为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攻坚领域如果说组建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任，意味着可以进行“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改革创新试验，那么就上海财经大学而言，瞄准自贸区组建的智库、开展的协同创新研究——用好这个全新的平台也意味着改革、创新、试验。“推进改革，必须有抓手。除了给予人、财、物的充分保障，最关键的是做好心理准备：困难随时会发生，我们总得以开放、改革的精神去面对。”就上海财大在对接国家急需，服务上海发展所作的最新部署、深入思考及改革举措，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提取“最大公约数”，以举校体制服务科创中心建设文汇报：上海财大调配了很多资源、投入了很多学术力量在上海自贸区研究上，按照您的说法，这是上海财大在服务上海未来发展上提取的“最大公约数”。您是如何考虑的？樊丽明：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回顾世界高等教育的办学史，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出现在欧洲，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有意思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高等教育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出现了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主张大学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至此，高等教育的职能也从教学、科研扩展到社会服务。就中国来说，虽然办大学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好处是我们可以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除了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的大学还必须立足国情：我们国家发展到现阶段，面临新形势，大学到底需要做什么？在我看来，摆在中国大学面前的问题有两类，第一类是涉及全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比如资源环境问题、世界和平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还有一类就是国家重大急需问题。比如，中国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又比如，加入WTO以后的中国，如何回应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的挑战，在世界贸易新格局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中央把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任交给上海，就是希望上海先行探索，取得经验今后可以复制推广，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可以说，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哪个大国像我们如此这般迫切。说到这一点，我想到了100多年前的美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智库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一批智库之一。在这个智库成立的最初，有一个背景：一批研究财政学的教授成立了纽约市政研究院，大家围在一起研究政府的钱怎么花、是否需要建立预算制度、具体应该如何建立等问题。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是需要一些公众政策研究机构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决策意见——历史是何其的相似啊！也正因此，结合上海财大的办学传统和优势，我们把推进自贸区协同创新研究列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攻坚领域。文汇报：大学的教授们学科背景各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要把这么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集结在一起，在实施“举校体制”的过程中，您怎么应对来自一线的“众口难调”？樊丽明：说到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急需，有些学者担心：这样做是否会有损大学的独立性？是不是就不提倡“坐冷板凳”精神了，从而有损基础研究？等等。对于一些认识误区，确实有必要正面回应，从而扫除改革的思想障碍和观念障碍。首先必须要厘清的，就是大学履行服务社会职能和保持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建国初期搞原子弹、氢弹研究，大家都会拍手叫好，因为这是服务国家重大急需。但同样的一件事情放到人文社科领域，情况就开始复杂了。有人说，“大学是不是太屈尊于社会需求了”，貌似对接社会需求的研究妨碍了大学的独立性。大学的独立性，主要是指大学的品格独立。让高校的学者关心国家的发展需求，关注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状况，并不等于失去思想独立性。现在一说到大学精神，总有人提民国时期。当时大师璀璨，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但客观地说，民国一批学术大师都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关心民族的命运，这和我们如今倡导的回应社会关切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契合的。第二个认识误区是：把服务国家战略与忽视基础研究划上等号。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服务国家战略急需的实质是：以基础理论为依托，针对特殊的条件和现实基础，科学地运用理论并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和方向性的判断。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一个学者如果不熟知世界贸易的基础理论，不熟知世界自由贸易的整体格局，这样的研究本身就走不远，更谈不上服务国家战略。第三个大家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是，服务国家急需和智库建设的关系。我认为，对人文社科领域来说，智库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有效组织形式。无论是国家面临的问题，还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问题越来越大、日趋复杂，而研究者专攻的领域则日趋细小、狭窄。弥补这“一大一小”的剪刀差，智库是有效的应对方法。说到底，智库是一种科研组织形式，它应该是思想库、人才库、信息库。在就一些争议、争论形成共识后，启动相关的改革、推进相关工作就容易形成合力。实际上，任何的改革都不可能等到100%的认同后才推进。对大学来说，无论是履行社会服务职能，还是推进其他教改，都要有一种抢抓机遇、服务大局的意识。文汇报：组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和上海财大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在这些全新的智库里，你们进行了哪些全新的探索？樊丽明：上海财大自由贸易区研究院作为协同创新中心直接对接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基地”，是一个举全校之力打造的智库，这里也是上海财大的综改试验区，我们力争形成可在全校复制、推广的经验。比如，我们启动了人事改革。智库研究自有特点，太年轻的学者一般难以成为独当一面的骨干，而年纪大的专家往往临近退休或已超龄。目前，在学校智库几个科研平台核心领导人员的聘任事项上，我们实行了校长直接聘任制。这些岗位实行去行政化，引入市场机制；受聘的人员不受年龄限制，酬金也是相对灵活的。同时结合智库平台，试点、推进流动性相对强的人员聘任机制。
（来源：文汇报）
■彰显“双自联动”的政策叠加效应，其背后涉及一揽子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问题，需要大学给予有力的支撑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行动路线图已经绘就。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上海未来发展，扎根这所城市的大学能够做什么？“直面国家重大战略急需，寻求问题的破解之道，给出明智的解决方案，理应是大学的使命，公办大学在这一点上义不容辞。”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日前在接受《文汇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建设科创中心是一项系统工作，任务繁重，上海的高校必须有一种主动对接的意识。而对上海财大来说，对接点已经明确：以更大的协同创新平台深化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研究，助力上海打好“双自联动”牌，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学术支撑、资政启民。 “双自”，即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科创中心，位于浦东的“双自”园区对上海来说是一块重要的试验田：从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激励到创业融资，先行先试的同时如何寻求体制机制创新，“双自”意味着有待突破的空间，意味着有望释放更多的政策红利。 在“双自”园区，上海可以做哪些更多的试验和示范？在樊丽明看来，彰显“双自联动”的政策叠加效应，其背后涉及一揽子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问题，需要大学给予有力的支撑。 “大学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从目前情况看，最高效、最有力的组织形式是组成智库。”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成为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探路者、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突破口，这正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尤其是当前，随着自贸区试验从上海“一枝独秀”扩展到广东、天津、福建三地，上海更需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试验经验。 在上海财大，作为主动对接国家的重要举措，一个成立迄今不到两年的智库，已在业界声名鹊起。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一个月后，学校就整合了几个研究中心，率先成立了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同时，上海财大又协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核心单位，组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 近两年来，从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制定、自贸试验区条例的制定，再到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营一周年第三方评估的出炉……在这些极具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领域，其背后都有上海财大和协同创新中心一大批学者、专家的身影。 有别于理工科高校在学科布局上聚焦前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海财大以组建新型智库的形式服务上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采取了“举校体制”。 用樊丽明的话说，举全校之力攻坚，大学在集结各方力量、推进具体工作之前，必须先形成一个“最大公约数”。对上海财大来说，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对接国家急需、服务上海发展需求。 把大学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上海财大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组建协同创新中心的同时，还启动了一系列全新的探索。比如，在协同创新中心开展自贸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组建“自由贸易·金融·法律”特班，在硕士教育层面培养通晓自贸规定的复合型人才。与此同时，在协同更多单位加强自贸区研究的过程中，上海财大还在试点灵活的人事聘任机制、酝酿进一步推进对智库和协同中心研究人员的成果认定机制和成果激励机制改革，以评价指挥棒改革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
大学要有抢抓机遇 协同创新中心副理事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表示，要把推进自贸区协同创新研究列为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攻坚领域 如果说组建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任，意味着可以进行“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改革创新试验，那么就上海财经大学而言，瞄准自贸区组建的智库、开展的协同创新研究——用好这个全新的平台也意味着改革、创新、试验。 “推进改革，必须有抓手。除了给予人、财、物的充分保障，最关键的是做好心理准备：困难随时会发生，我们总得以开放、改革的精神去面对。”就上海财大在对接国家急需，服务上海发展所作的最新部署、深入思考及改革举措，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 提取“最大公约数”，以举校体制服务科创中心建设
文汇报：上海财大调配了很多资源、投入了很多学术力量在上海自贸区研究上，按照您的说法，这是上海财大在服务上海未来发展上提取的“最大公约数”。您是如何考虑的？
樊丽明：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回顾世界高等教育的办学史，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出现在欧洲，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有意思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高等教育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出现了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主张大学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至此，高等教育的职能也从教学、科研扩展到社会服务。 就中国来说，虽然办大学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好处是我们可以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除了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的大学还必须立足国情：我们国家发展到现阶段，面临新形势，大学到底需要做什么？ 在我看来，摆在中国大学面前的问题有两类，第一类是涉及全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比如资源环境问题、世界和平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还有一类就是国家重大急需问题。比如，中国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又比如，加入WTO以后的中国，如何回应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的挑战，在世界贸易新格局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中央把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任交给上海，就是希望上海先行探索，取得经验今后可以复制推广，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可以说，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哪个大国像我们如此这般迫切。 说到这一点，我想到了100多年前的美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智库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一批智库之一。在这个智库成立的最初，有一个背景：一批研究财政学的教授成立了纽约市政研究院，大家围在一起研究政府的钱怎么花、是否需要建立预算制度、具体应该如何建立等问题。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是需要一些公众政策研究机构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决策意见——历史是何其的相似啊！ 也正因此，结合上海财大的办学传统和优势，我们把推进自贸区协同创新研究列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攻坚领域。■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等到100%的认同后才推进 文汇报：大学的教授们学科背景各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要把这么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集结在一起，在实施“举校体制”的过程中，您怎么应对来自一线的“众口难调”？
樊丽明：说到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急需，有些学者担心：这样做是否会有损大学的独立性？是不是就不提倡“坐冷板凳”精神了，从而有损基础研究？等等。 对于一些认识误区，确实有必要正面回应，从而扫除改革的思想障碍和观念障碍。首先必须要厘清的，就是大学履行服务社会职能和保持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建国初期搞原子弹、氢弹研究，大家都会拍手叫好，因为这是服务国家重大急需。但同样的一件事情放到人文社科领域，情况就开始复杂了。有人说，“大学是不是太屈尊于社会需求了”，貌似对接社会需求的研究妨碍了大学的独立性。 大学的独立性，主要是指大学的品格独立。让高校的学者关心国家的发展需求，关注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状况，并不等于失去思想独立性。现在一说到大学精神，总有人提民国时期。当时大师璀璨，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但客观地说，民国一批学术大师都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关心民族的命运，这和我们如今倡导的回应社会关切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契合的。 第二个认识误区是：把服务国家战略与忽视基础研究划上等号。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服务国家战略急需的实质是：以基础理论为依托，针对特殊的条件和现实基础，科学地运用理论并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和方向性的判断。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一个学者如果不熟知世界贸易的基础理论，不熟知世界自由贸易的整体格局，这样的研究本身就走不远，更谈不上服务国家战略。 第三个大家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是，服务国家急需和智库建设的关系。 我认为，对人文社科领域来说，智库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有效组织形式。无论是国家面临的问题，还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问题越来越大、日趋复杂，而研究者专攻的领域则日趋细小、狭窄。弥补这“一大一小”的剪刀差，智库是有效的应对方法。说到底，智库是一种科研组织形式，它应该是思想库、人才库、信息库。在就一些争议、争论形成共识后，启动相关的改革、推进相关工作就容易形成合力。实际上，任何的改革都不可能等到100%的认同后才推进。对大学来说，无论是履行社会服务职能，还是推进其他教改，都要有一种抢抓机遇、服务大局的意识。 ■ 探索灵活的用人机制，智库人事聘任去行政化
文汇报：组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和上海财大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在这些全新的智库里，你们进行了哪些全新的探索？
樊丽明：上海财大自由贸易区研究院作为协同创新中心直接对接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基地”，是一个举全校之力打造的智库，这里也是上海财大的综改试验区，我们力争形成可在全校复制、推广的经验。 比如，我们启动了人事改革。智库研究自有特点，太年轻的学者一般难以成为独当一面的骨干，而年纪大的专家往往临近退休或已超龄。目前，在学校智库几个科研平台核心领导人员的聘任事项上，我们实行了校长直接聘任制。这些岗位实行去行政化，引入市场机制；受聘的人员不受年龄限制，酬金也是相对灵活的。同时结合智库平台，试点、推进流动性相对强的人员聘任机制。
（来源：文汇报）
